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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同全等:新中國農村金融研究70年
發布時間:2019-12-13  瀏覽次數:  來源:中國農村觀察  

新中國成立70年來,農村金融研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農村金融的需求特點,二是農村金融供給體系建設,三是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農民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以及金融扶貧。研究進程可分為四個階段:一是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農村金融研究起步之后又陷入停滯;二是改革開放后至1993年金融體制改革之前,學術界開始引進國外理論和經驗,并研究中國農村金融的發展歷史;三是1993年金融體制改革至2003年農信社改制之前,學術界開始全方位研究中國農村金融改革與發展道路;四是農信社改制至今,是中國農村金融研究的繁榮時期,學術界開始構建中國農村金融理論。不同階段的農村金融研究重點各有不同,均呈現鮮明的時代特征。


 

一、1949~1978年:

農村金融研究的起步與停滯


 

新中國初建,百廢待興,農村資金極度匱乏,國家急需金融支持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以及農民生活的改善。這一時期的農村金融研究文獻很少,且在文革期間陷于停滯。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在解放后農村經濟恢復以及農村經濟集體化過程中國家銀行、信用合作社和民間自由借貸之間的關系及各自的作用。研究方法主要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指導,以作者和作者群體長期豐富的理論學習和實踐為基礎,文獻形式多是農村金融的工作總結、部署或調研報告,極少有理論性研究。但是這些文獻有對現實的深刻理解,有豐富的理論內涵,對指導實踐和以后的理論研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1979~1992年:研究國際理論和實踐

總結中國歷史經驗


 

自1979年,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中國農村金融研究逐步恢復,借鑒國際農村金融理論與經驗以及研究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歷史成為熱點。《發展中經濟的農村金融》和《農村金融研究》這兩本譯著介紹了發展中國家農村金融理論和實踐經驗總結,為中國學者分析中國農村金融問題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和思路。


詹玉榮編著的《中國農村金融史》對古代農村金融發展做了概括論述,并著重對近代中國農村金融的發展、性質、作用等方面作了較為深入系統的分析,是新中國第一本為農業院校編寫的中國農村金融歷史教材。徐唐齡編著的《中國農村金融史略》收集了自先秦至改革開放之后有關經濟與金融的大量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吳強主編的《中國:農村金融改革和發展》對新中國成立后40年和改革10年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了系統分析,其思想方法和觀點雖有計劃經濟的時代烙印,但同時呈現市場經濟的思想傾向,對中國農村金融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頗具啟發意義。


王世英主編的《農村金融學》是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農村金融教材,把農村經濟和農村金融融為一體,擺脫了就金融論金融的局限,既體現了農村金融的特點和規律,又體現了農村經濟運行和農村金融活動的統一性,在農村金融學科建設方面具有一定的開創性意義。


 

三、1993~2002年:

探尋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模式


 

這一時期,中國農村金融研究逐漸繁榮起來,研究重點是金融機構商業化轉制及其對農村金融市場和農業農村經濟的影響、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農村金融體系建設以及信貸扶貧等問題。采用較多的理論是金融發展理論,研究方法除了定性研究方法之外,定量研究方法也逐漸增多。


有學者研究發現,新中國成立以來正規金融機構一直是農村資金外流的管道,農戶融資主要依靠民間渠道,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政府實行嚴格的農村金融市場準入管制,不允許農村民間金融機構的發展,要推進農村金融深化,需要從完善農村金融服務的組織體系和利率市場化兩個方面努力,其中完善農村金融服務的組織體系是關鍵。


 這一時期謝平發表的《中國農村信用合作社體制改革的爭論》一文在學術界產生了長期而廣泛的影響,成為至今國內被引率最高的農村金融研究文獻。謝平歸納了合作金融的基本經濟特征,認為 “我國正規的合作金融從來就沒有真正存在過”。而吳曉靈、杜曉山等則認為,中國農村存在信用合作的現實基礎和需要,農信社體制改革不應一刀切,而應因地制宜地進行改革。


信貸扶貧也是這個時期的研究重點。杜曉山、吳國寶等認為,金融機構追求利潤最大化,不能承擔起完全的扶貧職責,國內外小額信貸實踐和理論研究證明,小額信貸是有效的扶貧手段。


四、2003~2019年:

 

深化農村金融研究 

構建中國農村金融理論

 


 

2003年后,中國農村金融研究呈現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研究領域涉及農村金融理論體系,并對農村金融政策體系、組織體系、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以及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等多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也呈現多樣化的特點。


一些學者從金融機構視角出發,只勉強認可農村生產性貸款需求,而不承認農戶生活性融資需求是金融需求;重視規模化農業經營的貸款需求,忽視小農戶需求。但也有學者認為,農戶信貸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供給短缺,同時,也受到農戶家庭收入和財富以及社會資本的影響。


大多數研究認為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以及農民收入增加之間是正相關關系,但溫濤等認為,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不應自然地被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正向關系所替代,而是取決于金融的結構和功能;在重工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和金融制度下,農村金融沒有成為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因素,反而直接導致了城鄉收入差別的拉大與“二元結構”的強化。孫若梅經實證研究發現,小額信貸是欠發達農村制度性金融(正規金融)的重要補充,是樣本農戶生產性貸款的最重要來源,改善了農戶之間信貸分配不平等的狀況,更易對貧困村的中低收入農戶產生幫助,但對最貧困戶的影響有限,信貸要素對收入的影響與其他要素相互依賴。


這一時期,部分學者嘗試建立中國的農村金融理論體系。何廣文從金融功能的視角,認為金融機構的功能比金融機構的組織結構更重要,應開放農村金融市場,建立“多種金融機構并存、功能互補、協調運轉的機制,形成基于競爭的農村金融業組織結構”。馮興元等提出了農村金融的“局部知識范式”,認為可以通過引入金融組織或活動多樣化來促進農村金融市場競爭,建設競爭性的金融市場。白欽先等提出了反映農村金融體系整體觀的“三維金融架構論”,認為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與政策性金融三種金融形式各自獨立、相輔相成,形成一個統一體;三者的人性前提假設各異,最高目標不同,遵循的思想或政策有別,社會倫理功能差異更大。有學者進一步提出了金融生態觀,即農村金融體系難以孤立存在和發展,需要其他政策和組織體系的支撐,以形成適宜的金融生態環境。


這一時期,普惠金融也逐漸成為研究熱點。2006年杜曉山發表了《小額信貸的發展與普惠性金融體系框架》一文,在中國最早介紹和分析了普惠金融體系基本框架。他認為弱勢人群應有和其他人一樣公平得到金融服務的權利,要解決中國城鄉和不同群體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就應建立普惠金融體系。


農村金融制度變遷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研究內容。溫濤等認為,中國農村正規金融一開始就是外生的,是為國家動員經濟資源和經濟剩余投入重工業,對付外來競爭威脅的工具,而農村內生的非正規金融不斷被政府正規化或打壓。而張杰從歷史演進的視角,認為中國農貸制度的傳統是國家信貸與民間信貸的結合,商業性農貸對于中國的絕大部分農戶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制度安排。而陸磊等認為,商業性金融進入農村市場的條件還不成熟。但吳曉靈認為,可以培育農村貸款零售商,銀行為零售商提供批發資金,政府提供支持政策等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


合作金融仍然是這一時期研究的重要內容。雖然有學者仍認為農信社合作制已名存實亡,但張杰認為,農信社是國家為體現其扶助農業的意愿而通過外力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特殊農貸安排,應恢復其政策性質。也有學者認為農信社應該繼續堅持合作制,或者把“合作”二字讓出來,讓農民來辦真正的合作制。對于農村合作基金會,有學者研究發現,其集體和個人的產權都是虛置的,政府是實際的所有者;其治理機制缺陷、經營管理不善和監管體制不健全是其被關停的主要內因。對于2006年后在出現的各種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許多學者研究發現,這些組織在發展中遇到很多障礙,尤其是監管過度和監管缺失并存,應嚴格按照合作金融原則規范發展。


對于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白欽先等認為,應從市場經濟全局、國民經濟全局,從三維金融架構的戰略高度來規劃其未來發展與政策。


對于民間金融,有學者認為,民間借貸具有交易成本低、信息對稱、能夠充分利用地方局部知識等特點,在滿足農戶多樣化需求方面具有天然優勢,是農村貧困戶融資的主要渠道,一般具有較高的效率。


 

五、結語


 

中國不同階段的農村金融研究都圍繞著當時的國家發展戰略,力求回答如何有效解決“三農”發展的金融需求以及農村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問題。但是,如何構建適合農業農村特點的農村金融體系,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還沒有完全破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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